文丨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当地时间10月14日11时45分（北京时间17时45分），202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揭晓。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又译为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因他们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共同获得了今年的诺奖。诺贝尔奖委员表示，“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三位获奖者则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对于经济学的圈内人来说，应该对这三位教授获奖一点儿也不意外。尤其是阿西莫格鲁教授，凭借着其骇人的发表和引用数量，每一年都被各大预测机构列为诺奖的热门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诺奖应该算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不过，挑在今年给他们发奖，多少还有一些戏剧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就在几天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都“跨界”给了AI领域的专家。巧合的是，三位新科得主最近的研究重心也都和AI相关。对此，有人评论说：其实AI才是今年诺贝尔奖最大的赢家。虽然这个说法的本意是打趣和搞笑，却也颇有道理。

三位得主的生平简介

在具体介绍三位得主的重要学术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花一些时间对他们的生平和履历进行一些简要的介绍。

阿西莫格鲁：高产的经济学天才

达龙·阿西莫格鲁于1967年9月3日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科沃克·阿西莫格鲁（Kevork Acemoglu）是一名商业律师，而他的母亲艾玛·阿西莫格鲁（Irma Acemoglu）则是一位小学校长。这种书香门第的出身让阿西莫格鲁自幼就能接受到当地比较优质的教育。1986年，阿西莫格鲁高中毕业后就远赴英国约克大学求学，并于1989年获得学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并于1990年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92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按照惯例，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论文一般会由三到四篇论文组成，但阿西莫格鲁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七篇论文。并且，根据其学位评审委员会成员詹姆斯·马尔科姆森（James Malcomson）的评价，即使这七篇文章中水平最低的那一篇，也足以为他获得三个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阿西莫格鲁留校，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但一年后，他跳槽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任，担任了该校的助理教授。关于阿西莫格鲁入职麻省理工，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逸闻：据说，他在申请麻省理工的教职的同时，也申请了哈佛的。当时，哈佛的招聘委员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看了阿西莫格鲁的简历后，对于他自称可以同时研究众多领域感到十分怀疑，认为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多半是一位心浮气躁、夸夸其谈之辈，因而就没有录用他。不幸的是，他的这一错误判断，最终让哈佛错失了一位当世难得一遇的经济学奇才。

阿西莫格鲁入职麻省理工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那儿。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助理教授一路升到了正教授。现在，他是该校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基里安经济学讲座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供职期间，阿西莫格鲁的惊人才华逐步显露出来――众多领域的顶级期刊上都开始批量出现他和他的合作者的论文。经济学家们开始发现，无论他们是在讨论经济增长、技术演化、收入分配等宏观问题，还是社会网络、契约理论等微观问题，甚至是民主政治等看似和经济无关的问题，以及近几年才开始进入经济学视野的社会网络，以及AI问题，都不得不引用阿西莫格鲁的文章。由于阿西莫格鲁的论文写作和发表速度实在太快，哈佛大学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曾在自己的博客中说：“阿西莫格鲁一定有一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有这么高的产量!”当然，我们知道在阿西莫格鲁身后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位孪生兄弟，如果硬要深究，我们至多能在他身后找到一位贤内助——他的妻子奥兹达尔（Asuman Ozdağlar）。这位土耳其部长的女儿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作为合作者，她确实和阿西莫格鲁一起合作了一些文章。不过，即使考虑了她的存在，我们似乎也很难解释阿西莫格鲁的高产之谜。

在众多领域的杰出成就为阿西莫格鲁赢来了数之不尽的荣誉，其中就包括2004年的“沙尔文·罗森奖”(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2005年的“贝茨·克拉克奖”等。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为奖励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者，设立了“舒尔茨奖”，阿西莫格鲁就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得主。有意思的是，为阿西莫格鲁颁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西摩尔（Robert Shimer），正是阿西莫格鲁的入室弟子（注：西摩尔的博士论文是奥利弗·布兰查德和阿西莫格鲁联合指导的）。

约翰逊：穿梭于象牙塔内外

西蒙·约翰逊1963年1月16日出生于英国的谢菲尔德。从童年开始，约翰逊就聪明好学，并对经济学颇感兴趣。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1989年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从工作开始就一直身居象牙塔之中的阿西莫格鲁不同，约翰逊可谓往来穿梭于学、政、商三界。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执教于杜克大学。随后，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 NBER）、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等智库和研究机构任职。并在2007年至2008年出任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从2008年起，约翰逊回到了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并在该校的斯隆商学院担任教授。现在，他是该学院的库茨创业学讲座教授（Ronald A. Kurtz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并负责领导该学院的全球经济与管理项目。除了在学校的职务外，从2021年起，他还兼任了房利美的董事会，协助监督其在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政策和风险管理。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约翰逊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金融，尤其是金融危机问题。他的研究揭示了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和过度冒险行为加剧了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基于这一系列研究，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成为“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问题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此后，他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于制度和长期增长问题的关注，并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一起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书和论文。最近，他又对AI发展中的制度问题引起了关注，并同阿西莫格鲁一起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约翰逊并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在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他不仅积极为报刊撰写专栏，还出版了不少畅销书。其中，同詹姆斯·夸克（James Kwak）合作的《十三位银行家》（13 Bankers）、同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合作的《白宫在燃烧》（White House Burning），以及同阿西莫格鲁合作的《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都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

罗宾逊：周游列国的学者

詹姆斯·罗宾逊生于1960年，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年，他曾求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于1982年获得了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华威商学院深造，并于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他又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在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先是前往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担任了三年讲师。聘期结束后，他又接受南加州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的副教授。在此之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现在，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兼该校哈里斯学院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的所长。

罗宾逊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政治制度与经济的互动上。作为阿西莫格鲁最重要的合作者，罗宾逊曾和他一起就民主与独裁的起源、殖民主义、政治暴力和社会冲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罗宾逊非常强调用历史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为了以第一视角观察其研究对象国的具体制度状况，他不仅周游了非洲和南美的很多国家，还亲自到这些国家的大学进行“支教”。

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罗宾逊还十分注意通过提供政策建言、撰写畅销书等方式来转化起研究成果。他和阿西莫格鲁合作的《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等著作都在社会上收获了巨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的制度维度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究竟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物质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即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这一论述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观察到在很多劳动力和资本丰裕程度类似的国度，其经济增长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切入点，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系列的观点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有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较之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和预测能力都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既然不同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又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决定了这些条件的差异呢?显然，这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视角，从制度方面来加以考察。

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如何影响了长期增长？

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并不是很新颖的观点。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虽然他们引述了大量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例如，从历史上看，最早建立保护私人产权的国家在地理上有很高的相似性，基本集中于西欧地区。针对这一事实，一些地理决定论者就认为，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地理环境。那究竟制度还是地理才是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呢?较少使用现代研究方法的“新经济史学”显然无法对此进行回答。

直到2001年，随着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考察》（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发表，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才首次得到了相对科学的检验。

如前所述，从现象观察，最早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有着很强的地理相关性，因此很难反驳地理决定论者“好的地理条件演化出好的制度、制度决定经济增长，因此地理因素是经济增长最根本源泉”的三段论论证。怎样摆脱这一论证上的尴尬呢？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一个比较直观的思路就是找到一个制度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它并不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但却会对制度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成功找到这样一个工具变量，那么通过考察工具变量与制度，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可以间接地识别出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具体的，假设有某一个变量，它可以直接影响某地的殖民者对于制度的选择，那么借助于这个变量，我们就可以抛开地理等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建立起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问题是，究竟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变量呢？为了寻找这个神秘的变量，三位学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这个变量。它就是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它们指出，一个地方是否适宜生存是欧洲殖民者考虑是否长期逗留的主要因素，而疾病的死亡率则是反映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生存的主要标志。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认为非洲某地适合生存，那么他们在驻留的同时，会设法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力争把殖民地建立成为自己的新家园；而如果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则会本着“捞一把就走”的态度，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只要看看各地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这些地区现在经济增长表现的相关性就可以验证制度的重要性。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三位学者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论证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某地死亡率的高低本身就可能是由于当地恶劣的地理环境导致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工具变量并不能完全排除地理因素的干扰，毕竟恶劣的地理条件除了通过制度选择影响发展之外，还会直接对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三位学者争辩说：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的意外死亡主要是因为水土不服或感染了本地的疾病，而对于本地人来说，这些因素并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因而，殖民者的死亡率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它就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的标准，因而基于它所得的结论应该是具有效力的。

在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等三位作者又找了很多不同的工具变量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反复的检验。比如，在一篇论文中，他们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作为了工具变量。正如历史书上所写的，拿破仑战争到哪里，就会摧毁这个地方原有的制度，并将法国的制度和《拿破仑法典》带到那里。而拿破仑究竟对哪儿开战，则是受随机的政治考量驱动的，因而并不受某个因素的系统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拿破仑战争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利用这个工具变量，他们再一次验证了好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为什么富国变穷，而穷国却变富了？

需要指出的是，将制度因素纳入对经济发展的分析之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也可以帮助解答很多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举例来说，在历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具体来说，很多在人类历史上光芒万丈、显赫一时的古文明地区，现在却是积贫积弱；而反过来，那些曾经一穷二白的地区，现在却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比如，两河流域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那里曾经崛起过很多强大的文明古国，但是现在，这些地方不仅发展停滞，还时常饱受战火的蹂躏；而相比之下，一些曾经被认为是蛮族聚居的地方，如北欧，现在则成为全世界最为先进的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给出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殖民主义兴起导致的制度输入带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代曾经高度发达的地区通常会发展出一整套严格的社会管理和攫取底层民众财富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私有产权通常难以得到保护。不过，在前现代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些因素都不会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或者说，地理等因素足以抵消这一切。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公元1500年左右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代，西欧率先走上了殖民的道路，并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依仗其武力，陆续征服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在征服了每一个地方之后，他们都会对这个地区的制度进行重新的安排。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原本就高度发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统治体系的地方，他们会倾向于继续沿用当地原有的体系来进行统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英国殖民者征服了印度，但他们却没有在一开始就废除原有的莫卧儿王室，而是让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甚至到后来，英国女王直接兼任印度皇帝之后，其统治依然是依靠印度的旧体系来维持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既然当地本来已经有这么好的统治体系，那么作为殖民者，只需要继续利用这套体系来为自己牟利就行了，又有什么理由去对其进行更改呢？相比之下，如果殖民者们征服的是一个欠发达的地区，那么在这个地区建立一套严整的统治和攫取体系就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干脆把本国的制度，如私有产权保护等移植过来。这样一来，殖民者们就误打误撞地在发达地区引入了“坏”制度，而把“好”制度留给了欠发达地区。在资本主义的时代，这种制度的差异就会导致原本的穷国变成富国，而原本的富国则变成穷国。

“包容型制度”和“攫取型制度”

或许有人要问，阿西莫格鲁等人用这么多论文论证了好制度让经济变好，坏制度让经济变糟的道理，但所谓的“好”制度和“坏”制度究竟是什么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根据书中的论述，那些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是所谓的“包容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分散，大多数人都可以参与经济活动，政府则可以提供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比如，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议会和法律制度约束了君主的权力，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以最大可能调动群众对经济建设的参与，还可以有效激发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热情，因而在这种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就会更为健康。

与“包容型制度”相对的制度则被称为“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在这种制度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有制度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削大多数人、维护精英利益的制度。很显然，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都会被少数人获得，因而大多数人的参与热情和创新动力都会被抑制。因而，采用类似制度的地区就不仅会发展迟缓，而且会出现收入不平等恶化、贫困、饥荒等严重的问题。

制度演化的逻辑

虽然阿西莫格鲁等三人成功地揭示了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新的问题很快就随之而来。现实中，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好的制度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好，那么除了从外在输入一个好制度之外，一国是否可能演化出好的制度呢？如果可以，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达成的？围绕着这些问题，几位学者又进行了很多研究。

政治科斯定理为何失效了？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产权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并将新增收入在交易双方间分配。如果把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便会得到如下观点：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后由制度的获益者补偿受损者，这就是有效制度论，也即阿西莫格鲁所称的“政治科斯定理”。

包括诺斯在内的早期“新经济史学家”在潜意识中都接受了“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设，坚信社会总是可以能找到那个最适应经济发展的“好的制度”。例如，诺斯在解释庄园制产生的著名论述中，就提出了庄园制是中世纪时期农奴以劳务换取保护的有效契约形式。因此，中世纪之后，随着土地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改变，自由劳动力制度成为更有效率的契约形式替代了庄园制。很显然，诺斯在这段论证中采用的是标准的“政治科斯定理”思想。

然而，阿西莫格鲁并不同意“政治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在论文《政治科斯定理为何失效？》（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针对诺斯关于庄园制兴起的例子，阿西莫格鲁指出，几乎是在西欧庄园制兴起的同时，东欧出现了更为严酷的农奴制。这很明显地说明，单纯的效率变动并不足以解释制度的变化。造成西欧庄园制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效率的改变，而是西欧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让劳动者的相对地位得以提升。

那么，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在现实中不成立呢？阿西莫格鲁将其归因于第三方保证机制的缺乏。由于缺乏必要的保证机制，政治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结果就难以被严格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各集团的冲突和制度的不稳定就难以避免。因而，要保证制度演进可以以和平的方式演进，就需要首先找到一个第三方的保证机制，但这一点的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走过自由的窄廊

后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自由的窄廊》一书中，又进一步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扩展。他们指出，要实现好的制度，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力量平衡。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绝非容易，甚至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这就仿佛，要达到自由和繁荣的彼岸，就必须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要找到这条走廊，并且顺利走完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一件不小的挑战。

在书中，两位作者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由于国家并未完全掌握权力，社会能够通过议会和其他制度对国家进行制约，因而国家和社会之间碰巧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故最终成功穿越窄廊，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古代中国由于国家力量强大，而社会力量则相对薄弱，因而在这种失衡之下，很难形成良性的制度；津巴布韦则由于国家能力欠缺，治理无效，最终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崩坏，造成了发展的停滞。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说明，虽然通过好制度实现好的经济绩效的道理已经广为人知，但正所谓知易行难，要践行这个道理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地区都因制度问题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然而却不能自拔，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如何面对新技术的挑战？

由于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早期的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考察的都是历史问题，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被归入经济史学家的行列。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在三位学者的简介中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研究领域绝不仅仅限于历史。事实上，在最近几年中，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对于新技术影响的考察。尤其是阿西莫格鲁，他不仅对网络经济、自动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还是在经济学圈中最早关注AI的人。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应该算是一位妥妥的数字经济学家。不过，和现在的大多数数字经济学家不同，他们并没有一味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唱赞歌，而是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抱有了一丝冷峻的批判，并努力试图用好的制度去引导新技术的发展方向，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人服务。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问题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问题通常是在“平均”意义上展开的，其关心的主体是技术的发展是否可以引起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提升。然而，在现实中，技术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平均”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个分配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那些文化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经常会成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而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则更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受害者。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现象十分常见。比如，在Stable Diffusion等AI绘图工具出现之后，部分学习能力较强的插画师因率先掌握了AI绘图技能，不仅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收入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而那些不太爱学新知识的插画师则惊讶地发现，AI绘图工具不仅让他们的收入大跌，并且还可能随时彻底抢走他们的饭碗。

为了描述这个现象，以及刻画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阿西莫格鲁在其1998年的论文《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和2002年的论文《技术变迁、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中提出了一套“导向性技术进步”（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现实中，技术进步并非对所有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同等有利，而是会倾向于提高某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这种技术变革方向往往由经济激励决定，特别是市场规模、要素相对价格等因素。具体来说，阿西莫格鲁认为，有两个因素可能对技术发展的方向造成影响。一个是市场规模效应。也就是当某一类生产要素的相对供应增加时，市场对这种要素相关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刺激企业和研发部门开发更多与其互补的技术。另一个则是价格效应。也就是当某种要素变得更昂贵时，技术进步会偏向那些可以提高这种要素生产率的方向，从而降低其单位成本。

根据这个理论，阿西莫格鲁认为有时候那些偏向于技能的技术（Skill-Biased Technology）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当这些技术出现后，那些高技能的人会首先学会这些技能，并从中获益，而低技能者则会因技术受损。这样一来，收入的分配就会出现恶化。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更多的人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为了使用新技术，也会努力提升技能，成为高技能者。而这会反过来促进技术朝着更偏向高技能者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循环之下，高、低技能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社会将不断向着不公平的方向发展。

AI时代的权力与进步

毫无疑问，AI的兴起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技术进步。然而，关于AI的发展究竟会把人类社会带向何方，人们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乐观派认为，借着AI技术，人们将有望成功跨越“奇点”，从而迎来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而悲观派则认为，AI技术的进步给人带来的很可能是灾难，它不仅不会为人们带来繁荣，反而会带来无穷的风险。如果我们硬要把本次诺奖的三位得主进行分类，那么他们大致上可以被划入“悲观派”的行列。不过，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对AI的悲观并不是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

早在AlphaGo成功战胜人类的围棋高手之后，阿西莫格鲁就和自己的合作者们就开始对AI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很多其他的研究不同，他的估计认为AI对于经济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在今后十年，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该不会超过0.66%。而与此同时，AI带来的风险则是巨大的。一开始，AI作为一种技能偏向性的技术，可能会在劳动者内部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高技能者会因此受益，而低技能者则会因此受害。而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即使高技能者也会成为受害者。因为和过去所有的技术不同，AI发展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件与人类劳动者互补的工具，而是彻底取代人。最终，能从AI发展中受益的就只剩下那些研发AI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拥有它们的顶级富豪们。而这一切，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看来显然是不公道的。

在新书《权力与进步》当中，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试图从历史的教训中找出一条引导AI等新技术更好发展的道路。他们在书中指出，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望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等众多的问题。因而，为了能够有效平衡技术发展的利弊，就必须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引导。

在他们看来，对技术发展的引导根本上是一个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很多时候，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会损害普通工人的权益，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被完全掌控在了资本方的手中。基于利润的考虑，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以廉价的技术取代人工，以此来降低成本，至于工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则不关心。因而，要让技术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的权力结构。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做好两点：一是让工人拥有发言权，能够参与到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过程当中；二是要确保技术的发展是与人互补，而不是完全取代人，以此作为技术发展的底线。——不难看到，这其实就是他们的“包容性制度”在技术发展领域的体现，因而他们将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发展称为“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Progress）。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包容性发展”其实是可以实现的。比如，铁路和电气化在普及的过程中创造出大量工作、20世纪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努力确保工厂在引入自动化系统时可以获得再培训等，都是“包容性发展”的好例子。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到，“包容性发展”并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它的成功还要依靠政府、工会等外部力量来进行支持。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还提出了很多更为详细的“进步议程”。该议程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市场激励、拆分科技巨头、改革税收制度、加强对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对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的保护、开征数字广告税等。他们认为，如果可以做好这一系列工作，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将AI的发展引向正确的方向，让大多数的人可以享受到AI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

结语

从经济学诞生伊始，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就是这个学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经典问题。要解开这个“经济”问题，我们不能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层面，而应该更多地从制度等更深的层面上去寻找答案。从这个角度看，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非常巧妙地识别了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让人们得以从制度角度去重新审视发展问题，毫无疑问是对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将从对历史分析中的来的概念和理论用到对最新技术影响的分析当中，从而为AI等技术的健康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虽然他们的不少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们治学的态度、分析问题的视角，以及对现实的关切，都是十分值得敬佩、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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